今日的社会，法治不彰、贪污之风盛行、乱象丛生，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生活。于是“制度（或体制）改革”又再次被拿到桌面上来热议。可惜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，历朝历代进行过的形形色色改革不可谓不多，改革者各个都有“说得头头是道”的理由。但是真正成功者几乎没有。所以那些政权也无一不在失败中，走上“改朝换代”的下场。

所以今天民主的“大众皇帝”或他们的代表者，在感觉到前面的路已经有点走不下去的时侯，是否应该在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基础上，先考虑一下能不能“另辟蹊径”、开出一片柳暗花明的“又一村”来（其实是完全可能的）？而不是马上去想“要不要换一棵（改革）树上吊？”的问题。因为历史的事实足以证明，一切所谓的“改革”，都只不过是一种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”的庸医般“忽悠”行为，是绝对治不了已经积重难返的社会痼疾的。坚持这样做的结果只有一个事与愿违。因为中国人和他们的领袖，已经犯过不止一次这种“同样的错误”了！

请看十年前发表的老文章：从太监问题看“制度决定论”的错误

自从十九世纪以来，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取得胜利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，必须开辟国际市场来销售产品和提供原料，所以寻求殖民地和半殖民地，就成为它们的当务之急。这时，大而封闭、又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中国，就象强盗眼中的“土老财”—既无知又有钱还胆小怕事，自然成了“不抢白不抢”的目标，屡屡遭劫，从此一蹶不振。终于引起一部分比较有点见识的官僚和读书人的思考，找到了受欺负的表面原因，认为是没有先进的工业、不能建立强大的国防的结果，于是有了那次著名的“洋务运动”。可惜那第一次的“接轨”，除了造就了极少数民族资本家和一批帮洋人一起 “赚”中国人钱的大小买办外，并没有救大多数民众出苦海。于是进一步以为是国家体制的问题，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了民国，有了至今还被部分人推崇的三民主义。後来又因为发现“民国” 的官员也会无能甚至“卖国”。这时，那些以外国人的主意用中国人自己钱（如庚子赔款）办起来的学校，开始起到西方希望起到的作用了。因为以那相对有限的时间和课程安排，学生除了自然科学知识外，对社会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，得出“西方社会制度优于中国”的感性认识。正是通过他们和一些对西方一知半解的读书人，制造出闻名的“五四运动”，成功地给中国人换了一块名为 “科学、民主”的“神主牌”，供奉至今、成为夺政权者必争的“社器”，却从来没有人认真去探讨过两者的真谛。以至于今天人们只能用咒骂的词汇来批评毛泽东，却根本不能以令人信服的理由，去驳斥他的“新民主主义”理论、让这种理论就象说“天园地方”一样地再也无人相信，却反而要提心吊胆地提防他的追随者日益壮大、有卷土重来的可能。更不要说那里存在的，跟科学绝对背道而驰的愚昧之普遍，足以让科学“自惭形秽”了！

事实上，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，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取得成功，那是有其必然道理的。因为它们都提出了中国前所未见、新颖而有一定说服力的理论，描绘出一幅历史没有经历过的美景，起到宗教描绘的“天堂”对信徒那样的吸引作用（甚至效果还要好一点，因为不用等到死後），让处于痛苦灾难、正在找出路的中国人，看到一点希望，起码有“死马当活马医”的欲望，具备了可靠而普遍的民意基础，才会涌现出过大量自觉的革命“殉道者”，以自己的鲜血乃至生命促成了胜利。尤其是49年毛泽东领导的那场革命的胜利，竟然能够吸引到一大批象钱学森、华罗庚那样在西方也算一流的科学家，自愿放弃优越的生活、工作和科学实验条件，毅然回去为母国效力，整体创造出一段历史的辉煌，对比于今天的大学生把“出国”当成第一目标，再要用高薪和优惠待遇把他们 “拍卖”回来的做法，实在是有其深刻而有迹可寻的内在精神因素的。

但是，今天那里要走的道路却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。不仅理论上没有任何经得起推敲的创造、发现，可以象当时的三民主义、新民主主义那样，理直气壮、大张旗鼓地宣传，以争取和鼓舞民心，反而要提出“不争论”，实在是经不起争论罢了。结果完全丧失了过去多次赖以成功的、最重要的精神力量的利用，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变成“一手交钱（现实的好处），一手交货（对政府的支持）”的“买卖”，社会充满信用危机。今天那个国家在国内外遭受到的困境也是必然的，不仅现在有，而且会越来越大。 其实，预测、判断那个国家在实行当前政策的结果趋势是不太困难的。因为今天那里的一切所作所为，都可以从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中找出对应的现象来，甚至连诸如“落後挨打论”“改革开放万能论”和“制度决定论”之类的认识或口号都如出一辙，其误导的作用是很明显的。笔者已经在早前的多篇文字中，对前两种观点作过分析和质疑，至今未见象样的反驳，现在再就“制度决定论”的实际效果，提出一点看法。

前不久在报纸上看到一篇谈论历史上太监之祸的文章。提到秦、汉、唐等负有盛名的大帝国，最後却都毁於太监之手。到了明朝，开国皇帝朱元璋，接受了前朝的教训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再度发生，不仅亲自作出“太监六不准”的具体有可操作性的规定，还特别铸造了一个书有“内臣（太监）不得干预政事，预者斩”的铁卷立在宫门口，就理论而言，是完善和无懈可击的了，结果在他在位期间，也的确卓有成效，足以证明是一个有效的具体制度。可是他一死，虽然制度未废，铁卷仍在，实际却立刻名存实亡，最後反而成了受太监之害更甚、较之于秦汉唐等朝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王朝！

笔者以为，在王朝时代属于“人治”，皇帝掌握全面、无上的权力。所以就朱元璋而言，有没有制度都是可以达到他希望的效果的。而他之所以要立下书面规定，就是想要建立一个可以一直沿袭下去的、有法可循的制度，这和今天所谓的法制观念并无区别，只是“法源”不同而已。所以後人本应该从他的失败中，总结出一点经验教训，那就是死的制度要靠活的人去执行，所以真正的关键不在于制度本身，而在于监督执行制度的人。封建王朝时代取决于皇帝和他任用的大臣的水平和能力，“民主”时代当然就取决于广大民众的平均素质了。而这样的观点更可以从台湾的民主实践中得到验证。笔者无意全面否定那里实行的“民主”制度，但要强调指出，起码这种制度，对克服大陆目前最令人垢病的那些诸如贪污腐败、无能之类的弊病是无效的，两地现在的不同，完全可以用“公娼”和“暗娼”的区别来形容（做一样的事，只是可以公开和不可以公开罢了）。所以正如无论建立或取消“公娼”，都不能有效防止卖淫和嫖娼行为一样，也不能指望什麽制度（体制）改革，来解决或克服中国那些根本不是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制造出来的弊病“国粹”。 因此可以断言，只要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，当务之急是在精神认识上改造自己，而且开始付诸行动。否则任何尝试都是徒劳无功的，大多数人除了苟延残喘外，只能盼望再出一个“毛泽东”，来从肉体上“革”自己和别人的命！